写美食即是写小资软文，这顶帽子苏轼可以一戴。且看《猪肉颂》:“净洗铛，少著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苏轼悠闲到词不用打油的方式不足以明淡然。
猪肉之于我，也不妨谈谈。
能记起的第一次见肉是集体分肉。农村集体养的猪并非说杀就杀了，遂盼过年，生产队可以杀一头猪。家家都端了盆子，分回三五斤猪肉。肉分之前早已过秤，精确到一两一钱。唯有肥瘦不能绝对分匀，也有办法，纸团抓阄。
后来包产到户，家畜也分了，大家才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猪，但也不常吃肉。猪一喂就是大半年，三月的猪仔用红薯、猪草催肥，同一栏的其他几头猪早已被卖掉，换回娃儿们过年的新衣服，来年的化肥种子钱。腊月到，多数家庭开始杀年猪，不过依然是精肉都卖掉了，剩下的肉就放在柏桠上点火熏。大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敞开吃，大年初二起就开始收敛了。为啥呢？图个细水长流。
父亲把腊肉一块一块提到院坝里晒，直到肉干得流油才取回挂在老鼠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处。晒肉也得人守着，一防猫狗二防贼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竟有蠢到偷肉的贼！不是蠢，是穷，都穷。
晒干的猪肉可以坚持到农历五六月，留到农村收完小春，然后又开始了半年漫长的等待。我父亲那时在村上和镇邮局兼点工，所以我家打牙祭固定为一月一顿，而且猪油尚且能够保证。邻居幺奶奶家却是吃“辣锅菜”（炒菜完全没有油）好长一段时间。每次打牙祭时，母亲都会让我去请幺奶奶。幺奶奶与我家本没有血缘关系。我的爷爷奶奶死得早，每次出工，父母都把我丢给幺奶奶看管。母亲记了这情。
一月一次的“打牙祭”又怎能满足正在疯长的身体呢？高中的一次尴尬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又羞于启齿。一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正是我家“打牙祭”将到未到的临界点。学校食堂蒜薹炒肉的味道飘来，荤菜是给少数住校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准备的。不知怎的，那一天的猪肉香得出奇，我口腔中的馋液几乎是以涌泉的方式冒出来。尴尬！我的同桌是女生。怎么办？我能清晰听到自己吞咽口水的咕噜声。我的脸瞬间红了，得赶快想法子。终于，我有了办法。我用手夸张地捏捏自己的喉结，做出嗓子极不舒服的样子，然后大声咳嗽一下，顺势咽下了那令我差点出丑的“鬼东西”。那节课的最后五分钟，简直成了我的梦魇，下课铃一响，我几乎是逃跑似的飞出了教室。
如此，小孩子也就特别愿意走亲戚。亲戚家也都不富裕，但勒紧裤腰带也得割回两斤肉，毕竟是待客的常情。
今非昔比，我1999年上班后有了自己的收入。算一算二十年来的物价比，猪肉价格大概涨了五六倍，工资却涨了二三十倍，幸福指数还是提升了不少。至少，再也没有出现过高中课堂上那样的尴尬场景了。